林达写过三本有关美国的书：《历史深处的忧患》、《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个梦想》。这些书深入浅出，不是专业著作，却比专业著作更能帮助中国读者了解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制度。我把这三本书列为研究生入学以后的首选书目。现在林达推出了第四本：《带一本书去巴黎》。她以一个经历过美国生活磨炼的中国人眼光看法国，看出了很多门道。我恰好这个学期开设一门新课，牵涉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对比，于是再把这本书列为这门课的参考书目。我看重这些书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接触了不少赴美留学的同代人，多数让我失望，只有林达选择的这条写作道路令我惊异，由惊异而生敬佩。

我与林达五年前偶然相识。我见过他们夫妇生活的美国农家环境，实地体验过他们的生活。林达回过一次上海，我请她来学校与我的几个研究生见过一面。她只要求与学生随便聊聊，不要有一本正经的学术礼仪，她受不了这个。

林达初去美国，即打定主意，离华人而行，扎到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到远离城市的农业地区，第二次“插队落户”。我到那里的时候，曾惊讶他们的生活勇气：南方农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是一个百年前的老屋。没有院墙，却有一个将近五十亩的老树林。我羡慕他们有那么好的树林，可惜华人、留学生集中在大城市，都不愿意屈尊居住这样带树林的老屋，尽管这里的房价只相当于城市里的十分之一。我在那个树林里散步，能看到野鹿出没，也能看到北美小狼的踪迹。听林达说，在他们放洗衣机的那个陈年小谷仓，有一次把手伸进洗衣机，还碰到过一个冰凉的身体在蠕动，估计是响尾蛇。离他们最近的邻居也在好几里路之外，而且没有一个华人，却有像“汤姆叔叔”那样的黑人，还有六十年代参加过“三K党”的美国农民。就是这些邻居告诉他们的美国往事，使他们突破了聚居城市的留学生们的狭隘眼界，也发现了教科书里天天在教导人的荒谬成见。他们最早萌发冲动，以书信体写作那三本有关美国历史和现实的书，就是这样开始的。

林达原来的专业就与艺术相关，能写，也能画。前三本书里没有插图，此次《带一本书去巴黎》，第一次出现她自己手绘的插图——巴黎市景和建筑，也很耐看。她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劳作，半年写作。她的劳作并不是我们在美国经常见到那种艺术家在地铁车站给人画肖像或卖画，而是彻底的体力劳动与自食其力。她开着一辆运货车，外形有点像中国常见的“依维柯”，里面装满各种小艺术品，走府过县，赶集出售，多与美国的乡下人打交道。有时候长途跋涉，要越过好几个州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圣诞来临，有两个小贩从南方开车来波士顿看望”。他们为“小贩”二字笑弯了腰，却喜欢这样的称呼，觉得很贴近“劳动人民”身份，他们害怕被看成是专业学者、专业作家或艺术家。夏天我去南方，也曾经跟车到一个地图上查不到地名的小地方，“赶”过一次“集”。车停稳，先搬出众多木板搭制简易货架，将待售的艺术品一一摆上；天一黑则把这些货架还原为长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车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们笑话我是“中国干部参加美国劳动”。赶集的日子从五月到十一月，天冷叶子一落，数一数半年挣的辛苦钱够一年食用，他们也就安心收工不干。从秋天到冬天，他们是回到老屋，砍一点自家林子里的劈柴，点炉子生火，在火炉边阅读、画画，写作“我有一个梦想”或者“带一本书去巴黎”。

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有一点波西米亚气息。和所有去美国的华人一样，他们当然也有“美国梦”。这个“梦”很简单，只是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写作。他们没有精神负担，一定要挣出一个脸面带给中国老家看，也因为生活在底层，比那些挤在城市里的留学生更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美国社会。他们只是见所见而写，闻所闻而写，随兴而起，随兴而止。只是一个低调、平实的眼见为实，民间而自由地写作，倒反而写得好，写出了一个真实的美国。

我在那里的时候，不免与那些在美国校园里跟随美国教授突然拔高音调的留学生辩论，也有过与从前的落难挚友后来成美国老板的成功人士意见不合，拂袖而去。但是到了南方，到了那个乡间小屋，在那个老树林里走一走，就算见到北美小狼的脚印，心态却反而平静，用他们的话来说，改正了我的中国病：“刚忿”。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小屋了，却怀念他们那种清贫而丰富的生活。我因此而要求学生要重视这些并不是用来评教职，而是在自家火炉边用自家劈柴取暖而写成的通俗读物。这样的书，在知识界很难出现。我甚至认为，在南方农舍，比在哈佛的日子能教给我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书，更重要的是怎么写作。健康的书籍来自健康的写作，而健康的写作只来自健康的生活。

附：文化家园笔记之七：心在路上——小记丁林

作者：古尔浪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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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林和林达的文章都爱读，前者的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后者的书在读者中颇富盛名。但近日我却突然读出一团迷雾来。这迷雾不是因为两人的文章，而是这两人的关系。当初以为丁林和林达没有关系，后来发现不是，好像丁林就是林达，再后来，有朋友告诉我，丁林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林达夫妻两位一体的笔名。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阅读感受。

林达出版过的书，我见过三本：《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也有一个梦想 》《总统是靠不住的》。前三部书被称为“近距离看美国”三部曲，在读者群中影响巨大，其对美国社会、民主、制度的描写和阐述，深入浅出，耐人咀嚼。后来据说还出过一本叫《带一本书去巴黎》的文集，这本书出版较晚，较前三本书影响力要小的多。

作者很低调，书没有前言，没有序，没有跋，突然就开始了，而后突然就结束了。这种出书的方法，要读者选中和喜欢，就只能完全靠文字的功力了。但也正是作者的这种过分低调，引发了我的好奇，所以吃过了鸡蛋想看鸡的我，便到处找起作者的介绍来。结果找来找去，一无所获。后来，还是在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中找到蛛丝马迹。在《从“五月花“到“哈佛”》中，朱先生有这么一段文字：

圣诞节到了，我的南方朋友从佐治亚 —— 即中国人很熟悉的小说《飘》的家乡，长驱三千英里，开车两天来看我。而他们夫妇写的两本介绍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书，那一年在中国也上了热点图书排行榜，《历史深处的忧患 —— 近距离看美国》和《总统是靠不住的》，已经为中国读书界熟悉。那两本书写得好，与他们的生活状态有关，抵美多年，他们以小贩为生，在草根层摸爬滚打，一点没有在美留学生阶层的那些坏毛病。夫妻俩遥闻哈佛大名，却总是自认为是南方的乡巴佬，轻易不敢来，这次乘着我在那里，就到哈佛来探头探脑了。因此，我戏称这一年的圣诞是“两个小贩到哈佛”，而他们对我的报复，则是带给我一本《总统是靠不住的》，扉页赠言居然如此回敬：“ 1997 年圣诞：哈佛不读书纪念 ! ”他们开车载着我东跑西颠，走了很多我平时因没车而到不了的地方。那一个礼拜，我果然读不成书了，这一对小贩夫妇开心得哈哈大笑。

这一对夫妇，就是林达夫妇。不过，从朱先生的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情况来看，林达夫妇竟然是一对小贩，这与我当初的想像大相径庭。我认为，这两位至少也是个学者，在某个著名的大学里当教授，或者做访问学者。但结果竟这样出乎我的意料。这多多少少在我的心理上形成了一个落差。不过我同时也对这对“小贩”夫妇存疑。若真是小贩，他们怎么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和闲情来写东西呢？可能是朱先生对林达夫妇太熟悉了，所以才有此戏称吧？！

后来继续寻找，在朱学勤先生的的著作《书斋里的革命》里一篇叫《小概率事件》文章中，再次看到了他对林达夫妇的描写，这次写的稍微清晰明白些：

我到了美国，去了南方，在佐治亚州一个偏僻农舍里，与写作《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个梦想》的林达夫妇畅谈了三天。

看起来这回没错了，竟而是在“偏僻农舍”里见到林达夫妇。看来不是小贩，也是农民了。

再找。我终于又在朱先生的《带一本书——从美国到巴黎》中，读到了关于林达的比较完整一点的叙述，其中肯定性地说明了，林达夫妇确实是一对小贩，他们就住在美国的乡下比较偏僻的地方，挣扎在美国生活的最底层，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劳作，半年写作”。其中，朱先生对林达夫妇贩卖生活还有一段比较细致的描写：

车停稳，先搬出众多木板搭制简易货架，将待售的艺术品一一摆上；天一黑则把这些货架还原为长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车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们笑话我是“中国干部参加美国劳动”。赶集的日子从五月到十一月，天冷叶子一落，数一数半年挣的辛苦钱够一年食用，他们也就安心收工不干。从秋天到冬天，他们是回到老屋，砍一点自家林子里的劈柴，点炉子生火，在火炉边阅读、画画，写作“我有一个梦想”或者“带一本书去巴黎”。

待确认清楚丁林夫妇确实是一对小贩之后，相反，我却没有失望，反而有一种羡慕和欣慰。“半年劳作，半年写作”，这是多么好的一种心态，也是令我对当初产生那样的想法感觉到惭愧。这种“只是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写作”的简单生活方式，其实比那些追逐名利的学者们的生活方式更令人崇敬。“见所见而写，闻所闻而写，随兴而起，随兴而止。”这种低调、平民的写作方式，也许更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人格力量和追求，他们那种“清贫而丰富”的生活，其实更加令人相往。

2

我认为我的追寻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不料不独我吃过鸡蛋之后对下蛋的鸡感兴趣，其他的读者们也有类似的爱好。

今年年初，在关天，有位网友写了篇帖子，进行林达探秘。这位网友这么一招呼呼，一下子点燃了藏在大家心中的激情，呼啦啦，上来一大帮，各抒己见，各供材料。但可惜，各位读者对于林达夫妇的了解，也就仅止于我所了解的水平，再多，似乎也没有了。

不料，山穷水复疑无路之际，却突然柳暗花明起来了。这所谓的“柳暗花明”就是：竟然因为这帖，引出了在关天潜水的林达夫妇。更让人们惊喜的是，他们非常难得的，在这里做了一翻“自我交待”，约略追述了自己的过去，还谈到了他们的现状。我读到之后，倍感欣喜。却不料，喜之过早，后来林达夫妇却要求版主删去了他们的那段“自我交待”。后经过百般努力，我终于获得了他们当初贴的那段文字，录在下面，供当初未能得见的网友一饱眼福：

诸位，别猜了，我坦白交代了吧。

我们夫妇俩，叫丁林也罢，叫林达也罢，都不过是为了发表一些话非要一个名字不可时，起的一个名字。男的原来姓丁，女的名字里有一个林。通常都是女的写头一稿，所以仔细的人看得出有女性的痕迹。之所以不怎么“秀”，实在是没什么可“秀”的。读者诸君读了，觉得有道理，对那些故事留一个印象，我们就满足了；觉得没道理，骂一声，也没什么不可。

我们俩是中学同学，朱学勤先生文中提到的刘海生老师就是我们上海复兴中学的老师。

我们俩在黑龙江小兴安岭插过队，干农活，还放过马。后来回上海，男的是街道工人，女的干过几年建筑队木匠。文革结束进大学，学的都是“工科”。女的毕业后又考了研究生，师从陈从周先生。后来我们两人都在大学里工作，但不久就都辞职了。那是大概1987，88年的事情。此后就都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当然，有点书本和技术底子，活儿比一般小工要轻得多，但是和工人们一起住工棚，却是当然的事。这样直到91年偶然的机会出国，机缘还是打工。

出国后，干的活在农业、仓库、建筑、运输等等的边缘，就是说，在老板手下你该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也上过一点课，很杂。读书，也很杂。“小贩”一说，还真是准确的说法。在各地小镇的地方节庆上，摆一个“摊”，卖小玩意儿，比如自己做的小东西，工艺品之类。相当于赶庙会。如此谋生不易，所以我们俩还得有一人维持一份固定的job，每天上班。如此谋生的好处是，走遍了南方的小镇，习惯了黑白红黄乡下人。

最怕的是，编辑在我们的“名字”旁注：学者。非得是学者才有credit吗？不是学者能不能有常识？我们早不是什么学者。我们俩手上都是有茧子的。

最近我们俩在忙于自己动手盖房子，改善居住条件。DIY在这儿非常普遍。杰米·卡特总统是我们州的人，他老先生就喜欢空下来做做木工活的。我们觉得这挺好，你说呢？

记得曾经读到过何清涟一篇文章，说人生宛如在路上行走，但各自在路上的境界却不一样。大多数人是“身在路上”，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所累，最后都难逃恺撒之悲；少部分人是“心在路上”，他们为心灵的自由而生活，在追求心灵自由的过程中，赋予人类文明以尊严与崇高，为人们留下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丁林，就是那类为人们留下精神财富的人。

祝福丁林，希望他们在DIY的日子里，过的富足快乐！也许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

（来源：转载自网上）